2月导读 |《堂吉诃德》跨文化多维度比较（三）：典型形象的跨文化分析比较

（续：2月导读 | 《堂吉诃德》跨文化多维度比较（一）：多维定位

          2月导读 |《堂吉诃德》跨文化多维度比较（二）：骑士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纵向比较）

二、典型形象的跨文化分析比较

我曾经梳理过叙事文学发展史：以故事情节为中心——以人物形象为中心——以主题意蕴为中心。塞万提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进程。 

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跟堂吉诃德比较的典型人物常有：共时性的哈姆雷特、历时性的俄罗斯圣愚、跨文化的阿Q。

世界文学中很难找到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样相映成趣的对立统一典型人物。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浮士德与靡菲斯特、鲁滨逊与星期五、高老头与女儿但斐纳、葛朗台与女儿欧也妮、唐僧与孙悟空、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很难构成这种相反相成的互补复调关系。主角堂吉诃德与配角桑丘·潘沙堪称千古不朽的两个典型人物。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但我认为，两人的辩证关系比各自独特鲜明的性格更耐人寻味。两人既伙伴友爱而又相反相成的游戏关系（疯子与傻子的绝配）胜过精彩纷呈的社会写实。主仆二人从外貌到性格对照鲜明又互为补充：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幻一真、一热一冷，一个义勇一个怯懦、一个糊涂一个清醒、一个文雅一个粗俗、一个理想主义、一个现实主义、一个利他舍己一个自私利己、的对立关系。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性格的文化内质不同：主角属于“希伯来一宗教信仰型”，而配角属于“希腊一罗马原欲型”。但在奇异冒险的游侠过程中，两人性格的互动变化呈现出相向而行的态势。作者有分寸的讽刺跟赞颂都同时指涉两人性格的反差；而作者的理想和目标都暗示两人性格的互补合一。堂吉诃德之死既意味着骑士制度连同骑士文学寿终正寝，也象征虚拟幻景和偶像崇拜被清醒理性和超验信仰所取代。讽刺诗最终变奏成了赞美歌，滑稽喜剧角色升华为崇高悲悯角色。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不列颠空战期间的国会演讲名言非常适合于唐吉诃德：“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唐吉诃德游侠天下的驱动力——杜尔西内娅——乡邻肥蛮村姑幻化为圣洁高雅王后——崇高信仰的象征。“人之不可摧毁，乃因为他有神性本质，神性包含在人受造之初的天堂状态即‘原始性’之中，是每个人生命的基质，是人的潜在性和可能性”（（《宗教文化视域中的卡夫卡诗学》李忠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38页）堂吉诃德形象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文化的“圣愚”（俄文юродивый，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1868）中古灵精怪的公爵梅什金，托尔斯泰《复活》（1898）中的自传式忏悔典型聂赫留道夫，塔尔科夫斯基诗化电影《乡愁》（1983）中的“心疯”——荒谬怪癖的信仰守望者多米尼克。圣愚形象包含“堂吉诃德式”“二律背反”的五组张力内涵：智慧-愚顽、神圣洁净-污秽放浪、承续传统-漂流无根、温顺怜悯-强蛮粗野，崇敬—嘲讽。西班牙头号哲学家乌纳穆诺言称道“吾主堂吉诃德”伟大的疯癫来源于不可摧毁的信仰。“堂吉诃德的疯癫真伟大，原因在于产生疯癫的根源也伟大，即永不熄灭的生存渴望，这是最张狂的傻事和最英勇的行为的源头。”（引自：《西方正典》布鲁姆，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96页）俄国自然派领袖屠格涅夫喜欢将“堂吉诃德跟哈姆雷特”比较，从现实意义更多赞扬行动胜于思考的堂吉诃德，更多批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哈姆雷特。中国有些学者喜欢把堂吉诃德跟鲁迅笔下的阿Q进行跨文化比较。其实，两者的可比性很弱：“堂吉诃德式”和“阿Q精神”相去甚远，两者虽然都可怜可悲而又滑稽可笑，都痴愚疯魔顽，但前者的“悲壮勇敢”跟后者的“悲惨卑怯”、前者的“圣愚”执着，跟后者的“痴愚”麻木截然不同。

本为愚拙实利的小农自由人的桑丘·潘沙放弃了独善其身的田园乐天居家生活（放弃的回报是赢回），他像忠心追随耶稣基督的敬虔门徒那样离乡背井漂流四方，冒险践行明知荒诞而正经、崇高、圣洁的悲剧人生。这个边缘化的小人物典型地概括了现代人群较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大字不识的猪倌桑丘·潘沙居然能够胜任岛国总督，而且比戏弄他的权贵总督更有效率地治理岛国，充分证明了文盲平民潜在的智慧美德不逊于有教养的贵族。桑丘·潘沙卸任总督的辞职演讲直白而古怪：“我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没赢没亏，我是说上任没拿一个子儿，卸职也没带走一个子儿。”桑丘式俗语“死人奔坟墓，活人找面包”意味隽永。

现代作家卡夫卡和神学家阿甘本更强调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角色转换，我更看重主仆二人角色互补。主角受配角影响从魔幻和糊涂转变为现实和清醒，配角受主角影响由现实和利己转变为崇高和舍己。两者的性格反差象征人格分裂，两者的性格互补象征人格康复。卡夫卡只有200多字的短篇小说《桑丘·潘沙真传》（1917）并非仅仅阐释或续写《堂吉诃德》，而是重写，实现了“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关系的大逆转”，桑丘·潘沙不但陪衬而且成就了堂吉诃德，他给主人讲述，提供了骑士离奇故事的素材，也许成就了走火入魔的堂吉诃德歪打正着地行侠仗义。在卡夫卡眼中，堂吉诃德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就是堂吉诃德，“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德国现代哲学家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1934）之所以把桑丘·潘沙这个傻得可笑的配角看得比堂吉诃德更为重要，因为边缘化的小人物形象典型地概括了现代人群普遍的生存状态。本雅明串通卡夫卡合谋重写了桑丘·潘沙。文学既可以“滑稽模仿”，也可以“滑稽阐释”和“持续再阐释”。经典作品的历史性在于：既可以学习借鉴，也可以叛逆超越。